1960年代，同性戀實際上在美國大部分地方都是非法的。當時有法律明文列明，要求或與相同性別的人士進行性行為是重罪，又阻止人們以異於其天生性別的裝扮示人。在部分情況中，只要有同性戀者在團體中出現，就足以讓警察宣佈聚會為「騷亂」。當時的紐約市以極具偏見的方式執行這些法例，令當地的同性戀青年處於困難和危險的環境。時有同志青年因為不為家人接納而要流落街頭，而由於生活環境欠佳，吸毒和疾病甚為常見。這些被極度邊緣化的人沒有太多喘息的空間，由同志酒吧和聚集地方組成的地下網路擴展，為他們提供安全的避難所。可惜的是，因為這些設施在法律上處於灰色地帶，有組織犯罪的家族視為潛在收入來源。

直至1960年代末，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大部分同志酒吧均由Genovese犯罪家族經營，他們在當地運用人事關係避過法律，非法經營酒吧。1969年夏天，警方對其中一間最重要和相宜的酒吧——石牆酒吧（The Stonewall Inn）進行了一系列突襲，該酒吧在當時已成為了逃避街頭和家庭暴力的青少年之避難所。警察暴力十分常見，特別是在他們逮捕同志或有色人種的青少年時。當紐約警方對石牆酒吧進行第三次突襲時，顧客無法再忍受在貪婪的犯罪頭目、無家可歸和警察暴力之間的生活。1969年6月28日，混血變裝國王Stormé DeLaverie與突襲俱樂部的警察發生爭執，情況變得越來越緊張，因突襲而聚集的人群開始向警方投擲硬幣、電池和玻璃樽。憤怒的人群割破警車的輪胎，其人數更增至五、六百人，將寡不敵眾的警察包圍在酒吧內。除了DeLaverie，非裔美國跨性別權利活躍分子Marsha P. Johnson及波多黎各跨性別權利活躍分子Sylvia Rivera也是勇於發聲的起義領袖，兩人從地面拉出咪錶來擊破警方的路障。之後，身穿防暴裝備的紐約警察局戰術增援隊到場，但年青人智勝警方，他們熟悉格林威治村錯綜複雜的橫街窄巷，包圍了警方的陣營。在抗爭達到頂峰時，有數以千計的人參與其中，而警察和同志權利活躍分子之間的騷亂與衝突持續了幾晚。這啟發了費城的團結抗議，而就最初的起義有不利報導的《The Village Voice》報紙之辦公室更有另一場抗爭。雖然爭取同志權利的運動並非新的事物，但1969年6月和7月的事件，為以前着重接受和尊重的運動引入了新的武力抗爭方式。

同志解放陣線（Gay Liberation Front）在石牆起義之後成立，其受到黑豹黨和反戰示威者運用的武力戰術所啟發，支持不少爭取黑人權益的運動，例如遊行示威至女子拘留所支持黑人政治犯Afeni Shakur。一年後，在1970年6月28日有一場遊行，及後被稱為「克里斯托弗大街紀念日」（Christopher Street Liberation Day），記念石牆起義一週年。同時，洛杉磯和芝加哥亦有遊行，使之成為史上第一次的同志遊行，此傳統一直延續至今。在石牆起義的兩年內，在美國的幾乎每個主要城市，以及澳洲、加拿大和西歐等地都有同志權利組織。不久之後，美國兩個主要政黨都成立了同志政治聯盟。石牆起義是爭取LGBTQI社群平等待遇的一個轉捩點，其影響與抵抗力量有直接的關係。由石牆支持者Willson L. Henderson編輯的檔案網站指出，在1969年的夏天，石牆的自動點唱機最受歡迎的其一首歌曲，是Sly and the Family Stone的《Stand》。這首歌鼓勵聽眾：「Stand,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are right/it’s the truth that makes them so uptight。」歌詞代表了歷史上不同的人為自由而戰的道義。

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並不止是目前的政治活動。幾個世紀以來，被壓迫者群起反抗，要求公平和平等的對待，以及享有基本人權，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就是這個傳統的一部分。如果出現濫用權力、不公義和暴力的情況，就會有人站起來反抗，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更美好、更安全，一個我們都有歸屬感的世界，並願意為我們戰鬥。身為作家、革命家和活躍分子的Angela Davis簡潔地總結：「自由是一場持續的戰鬥」。